反腐倡廉学习资料第2期

反腐倡廉学习资料

第2期

中共达县中医院总支部委员会
达县中医院党务办公室

2015年5月22日

摘除医疗领域腐败毒瘤
——查处民生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系列报道之三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钟宪章

普药回扣一般是销售额的3%；新特药一般是按销售数量提成，也有按销售价格的15%提成；骨科耗材及钢板等医疗器械回扣是15%；此外，还有给医院所谓的“明扣”5%……
这是福建省清流县检察院披露的该县医药购销领域明码标价的回扣标准。
采购药品器械要收回扣，建楼要捞一笔，看病要收红包，一段时期以来，各种“潜规则”在医院内部大行其道，备受诟病。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各地也重拳整治医疗卫生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窝案、串案连续被查办，医疗改革道路上的障碍逐渐被清除，改革的红利正惠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

扒一扒医疗领域典型违纪违法问题

医药企业与医生之间以回扣生“暧昧”
医药采购和医疗器械采购无疑是这种暧昧关系的“红娘”。其中，“开单提成”是医药采购中收取回扣的表现形式，指医生利用自己的处方权，给患者开“合作”药企的药，再从药企拿回扣的行为。许多药企都会设立所谓的公关部，其主要职能就是对医院的医生进行公关。如辉瑞药业的一名市场经理称，他曾获批准为两名中国医生支付赴澳大利亚参加一个科研会议的费用，条件是这两名医生要承诺“每年使用不少于4200支注射剂”，并在超过80%患者的处方中加入一款辉瑞产品。私利驱动下，医生过度开药成为惯例，回扣最终像“出自羊身上的羊毛”那样被加到药品价格中，形成市场上虚高离谱的药品价格。难怪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抛出“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观点了。

而在医疗器械采购方面，存在“天价”采购、腐败奢侈问题。一台售价160多万元的医疗器械，云南省某医院采购价却达220多万元，包括院长在内多人因从采购中吃回扣被判受贿罪。
回扣，已经成为“看病贵、看病难”的直接诱因。
尽管多地制定了阳光采购政策，实行药品集中挂网限竞价等，但由于操作权和决定权仍在医院，当医院领导有意为员工和自己“创收”时，医院“自身免疫系统”会失灵，外部监督又缺位，暗箱操作、收受回扣在所难免。
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镇中心卫生院药库原主任范腊超就利用这一点，自行决定网上采购药物目录中的药品品种、数量、规格、剂型、生产厂家，按照销售额10%左右的比例先后收受来安瑞林医药有限公司等4家药企回扣44万余元。到了药款结算环节，要是医疗机构故意“发难”，还得按照销售金额给回扣才能拿到药款。

医院扩建中的利益分赃
与其他系统一样，基建领域腐败是通病。从违纪违法成因来分析，客观上，基层医疗卫生系统缺乏基本建设管理人员，医院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不懂建筑设计、施工管理、项目工程造价预算等，管理缺位现象突出；主观上，个别基层卫生院院长认为基建是块“唐僧肉”，想方设法在工程招投标、项目设计变更、工程款划拨等方面与相关企业和人员串通，给企业行方便，从中牟利，以院长负责制为主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给这种权力变现提供了条件。
2014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辽宁省纪委先后对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原副院长梁宇恒、原副院长罗俊生，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原院长王志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调查，张立洲等4人在辽宁医学院任职期间，分别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其行为已构成违法犯罪。张立洲收受他人贿赂131万元人民币、1.5万美元后，在学院新校区和新医院等基建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梁宇恒受贿钱款是张立洲的三倍还多，其受贿金额高达480余万元。4人均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相关违法线索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红包成为维系医患双方“信任”的工具
几乎所有医院都以各种形式明令禁止医生收受红包，但在手术前，要不要给相关医生封个红包、封多大的红包等，成了患者及其家属必须思量的问题，不为别的，就为买个放心。有医生坦言，“现在普遍有种观念，手术前病人不给红包医生就不好好做，这种逻辑很可笑，但却已经成为行业积习”。而对于医生来说，谁都知道收受红包是违规违纪行为，但是周围的人，你收我收，大家都收，自己不收就是“特例”，就是“不合群”。
从患者被骗子骗红包也可以看出这种“惯例”有多根深蒂固。近日有媒体报道，某患者到江苏省苏州市治病，家属接到“主治医生”的电话，提出让家属在手术前到医师办公室一趟。第二天一大早，还没有到医院的家属又接到所谓主治医生的电话，被告知要准备个红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给医生，治病心切的家属便立即来到附近的银行，不顾银行工作人员的劝说，按照对方提供的账号把1万元转了出去。

治理问题，剑是这么亮的

拔出惩处的利剑，打“虎”拍“蝇”
2015年2月，上海市卫计委原副主任黄峰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宣判，黄峰平被判有期徒刑19年。黄峰平之前头顶许多光环，在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身份之外，还有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等等，甚至一度热播的影视剧《心术》里，就有以他为原型塑造的某位人物。
专家、“大人物”、高级领导，任凭你头衔多耀眼，一旦违纪违法，落马就是归宿。广东省广州市卫生局原副局长邱春雷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哈尔滨市卫生局原副局长、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原院长董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4年全国有20多名医院院长被纪委调查或已进入司法程序。海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也查处了一批医疗卫生系统的腐败窝案，赣州医药购销领域腐败窝案更是牵扯出70多人。
外资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去年也因商业贿赂被开出了30亿元的巨额罚单，相关涉案人员也受到处罚。
从党纪层面到法律层面，一系列惩治行动表明：对于医疗领域的“老虎”、“苍蝇”，一样严打狠拍，涉及一个查处一个，涉及一串查处一窝。
2015年医疗领域严查违纪违法的力度只增不减。在2月召开的2015年全国卫生计生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卫计委主任李斌明确表示，“让搞了腐败的人吃苦头”，要严肃查处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严肃查处医药购销、医疗服务和计生工作中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对重大典型案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
2015年1月，中央纪委公布的卫生计生系统违纪案例有58起。其中，50起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8起为公立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受贿案件。

派出巡查尖兵，发现问题，堵塞漏洞
大量案件的查处，在整肃风纪、形成震慑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医疗领域的种种问题和制度漏洞，如2013年湖南省怀化市查处的“医生当地下医药代表”医疗腐败案，暴露出医院管理漏洞和外部监督缺失；2014年3月，海南省海口市查处了安宁医院原院长符永健在工程项目建设及药品采购过程中收受贿赂问题，符永健很多时候与建筑商、药品供应商们在咖啡厅、茶馆里“商量工作”，收取贿赂，暴露出医院行政管理中“三重一大”制度形同虚设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医疗领域腐败问题，必须彻底了解症结所在，并建立完善能管根本的制度。为此，国家卫计委决定自2015年起开展为期三年的巡查活动，对象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41家大医院，目的就是发现解决大型医院的深层次问题。
巡查的重点内容为检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三重一大”制度落实情况，深入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定期考核医院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医德医风建设长效机制等内容。此外，医院内部的审计制度实施情况、医院成本核算与控制制度的实施也在巡查范围内。
药价降了、医保报销比例提高了，人民群众受惠了，但并不代表没有问题了。医生临床不合理用药和乱开大处方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最近被媒体频繁报道的“过度检查”问题，成了“看病贵”的又一罪魁祸首。“动不动就让你做个CT，没个一两千出不了医院的门。”有群众道出了怨言。
可以肯定，只要违纪问题存在，执纪就不会松懈；只要群众有不满意的地方，改革的步伐就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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